超人李嘉诚无疑是近期人气最旺的富豪，也因为处置中国资产成为争议的焦点。事件的起因源于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别让李嘉诚跑了》，大意是李嘉诚的发家是依靠香港与大陆发展的历史机遇以及社会、政府给予的特殊优惠，而李氏对于社会的回馈却与巨额财富不相称。此文既出，反响强烈，甚至在微信朋友圈中被连续刷屏。此后，挺李的网友写出了《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李嘉诚的辩护说：“我不会跑，也跑不了》一文，以此为李嘉诚辩护。该文以正常商业逻辑阐述李嘉诚的离开，并认为不应给商业附加过多的其他因素。并认为，不该将李嘉诚妖魔化。支持前一种观点的民众，更多的对李氏财富的来源与合理性存有一定质疑，认为李氏的离开缺乏道义。而支持后者的民众，则认为李氏的商业成功就是单纯的商业，不应该对商人附加过多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不应用民粹主义对待李氏。

可以看到，无论哪一种观点，都获得了相当数量的民众支持，这是社会多元进步的体现，也是我们逐渐学会通过辩论解决社会分歧的一种方式。吴卫明博士认为，李嘉诚作为一个商人，不应该被施加过多的道义负担。批评李嘉诚的声音究竟是不是应该归入民粹主义浮渣泛滥？或者李嘉诚的财富本身是否值得怀疑？或者我们面临一个被割裂的商业逻辑的重新塑造？这才是李嘉诚事件值得深思的。

一、上帝和凯撒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这句话的背景是，基督教传教早期世俗政权责难耶稣的一个问题：如何处理宗教与世俗政权的关系。耶稣的回答是：“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因为当时巴勒斯坦地区的最高当局是罗马帝国，恺撒是罗马帝国皇帝的统称。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上帝管信仰，国家政权管世俗秩序，互不干预。

伟大的耶稣确实有先贤智慧，这句话也堪称警句。凯撒干预了上帝的领域，就会有对宗教的迫害和囚禁，如同罗马帝国的执政官绞死了耶稣，帝国在长达数百年时间里镇压和迫害基督教徒那样。上帝干预了凯撒的领地，同样也会有灾难产生。如同教廷统治欧洲，宗教裁判盛行，十字军不断征伐异教徒的宗教战争那样。西方世界的文艺复兴和民主变革，依然是遵循着耶稣的训诫。让“上帝的回归上帝，凯撒的回归凯撒。

吴卫明博士认为：这句格言的实质就是，任何社会领域都要遵循自己的规则，不能随意僭越，更不能割裂其内在的逻辑，否则将会带来秩序的失衡和公义的丧失。商业领域内，企业家要遵循社会公平、平等交换、互利互惠的原则；政府管理领域内，官员不应过多介入商业社会，更不应该为依靠“政商模式”的发财者提供便利。

二、上帝和凯撒分得清吗？

正如上面所述，如果上帝和凯撒各司其职，每个人各得其所，那将是多么其乐融融的美好景象。然而，在现实商业社会中，在有些商业环境下，两者却常常以某种方式混淆在一起。尤其在一个相对威权的社会中，某一只手常常不自觉进入另一只手的袖管。

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逐渐淡出，然而地方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权力却没有随之淡出，在土地出让、矿产开发等领域，地方政府拥有巨大的权力。而这两个领域恰恰被无数商界人士所垂涎。如果按照上帝与凯撒的分工，如何让商人公平、合理取得土地，如何让土地的原住民和其他社会公众从土地出售资金中获益，大概是地方政府首要的职责。然而，我们所看到的实际情况却有差异，土地出让中，权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土地开发权的获取。

李超人在中国大陆获得的成功，一方面得益于他的战略眼光和执行能力，但另一方面，是否也在这样一场土地开发洪流中得到了超越正常边际的利润呢？

前一段时间，网上有关于李嘉诚所控制土地超时未开发，坐等土地升值的传闻。如果这种传闻属实，从商业上说，这是商人的必然逻辑，没有什么不正常的。然而，从法律角度说，按照中国的法律，《土地出让合同》约定、规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国有建设用地视为闲置土地，对于闲置未动工开发满两年的土地，政府有权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那么，李超人旗下公司闲置的土地有吗？超时被收回了吗？这个问题值得思考。如果确有闲置土地，是不是侵蚀了公众利益？

如果上帝和凯撒分不清，就不要用这个旗号来为自己辩护，否则上帝也会不安。

三、如何对待李嘉诚

上帝与凯撒既然无法分清，就无须假装清高。政商逻辑是一些威权社会中客观存在的逻辑，它割裂了正常的商业逻辑，让商业走形，也让商业利益和社会利益失衡。然而，这是社会的客观环境，在这个大环境下，有些商人顺势而为获取了巨额利润，责任并不能归咎于这些商人。如今，社会规则在改良，原有政商逻辑的基础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李嘉诚或者其他商人选择对自己最为有利的路径，将资产变现，获利了结，本也无可厚非。

但是，尊重这些商人的经济利益，不代表民众没有资格对其进行道义上的评价，或许民众所批驳的只是隐藏在这种利益背后的政商逻辑。毕竟，在土地问题上，社会各阶层利益存在着较大的失衡。同时，道义评价也不代表任何社会的整体导向，李超人利用了现有规则，赚取了巨额利润，社会应该宽容他得到的利益，并且依照法律进行保护。但宽容和保护，不等于拿一个先贤的谚语来压低民众的智商和压抑民众评判的权利。

吴卫明博士认为：不能把民众对于李嘉诚的质疑与民粹主义泛滥划等号，更不能把这种质疑与社会环境恶化、商业环境恶化等同。对于很多跨国公司与国内的民营企业而言，也许更为公开透明的商业环境恰恰更具有吸引力，也更能激发这些企业在中国的投资热情。

宽容是我们社会进步的表现，是一种尊重已有经济利益的文明表达；但是，批判是我们追求更合理商业逻辑与追求更平衡社会利益的诉求。

如果借助李嘉诚事件的讨论，能够让我们的商业逻辑更加合理，弥合原来被割裂的逻辑，平衡社会各阶层利益，那么，这种讨论本身是一件好事。

吴卫明博士认为：上帝与凯撒本应各自管辖，如果权力之手介入经济生活过深，就可能培育“政商”，割裂原有的商业逻辑，从而让社会利益失衡。李嘉诚只是普通商人，只是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过客，该走便走。只要我们有更清明的商业环境，相信更多的、能够普泽民众的商界巨头会源源不断的在这片土地上涌现。